古希腊的理想城邦中城邦和居民关系是这样

传说中的斯巴达立法者莱库古不允许父母按自己的意愿养育后代。孩子生下后,要由部族里的长者代表国家检查婴儿,如果孩子瘦弱畸形,就丢弃到山里不准抚养。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设计的理想城邦中,都肯定了这一做法。一般希腊城邦都禁止不婚,斯巴达还进一步惩罚晚婚。结婚不是公民的私人事务,它是公民为城邦生育下一代公民的责任。个人的财产永远受城邦的支配,公民的教育、生活方式,甚至服饰、饮酒、娱乐等,都受城邦的控制。

一切都按城邦的需要来安排,为了城邦,个人要作出无条件的牺牲。个人还必须斩断自己的一切私情,完全以城邦的利益为依归。正是由于有这种集体自由的至上性的奠基,才会产生柏拉图的财产公有制、男女的集体生活与儿童的集中培养与教育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制度的设计。古希腊社会的政治文化之所以有这样的城邦观念,这与城邦公民集体的狭小性和封闭性有内在的关联。城邦虽为国家,但它是“小国寡民”,公民集体就更为狭小,在现代意义上看,实为一个帮派。这个“帮派”内部实现了一体化,形成了一个各成员与整体密切联系的组织,成员也自视为该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

个人没有独立的价值,他的价值依赖于整体。他的财产、家庭、利益、荣誉、希望,他的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他整个的生活甚至死后的魂灵都属于城邦。在城邦中,有他的一切,失去城邦便失去一切。正如德谟克利特所说“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国家是最可靠的庇护所,其中有着一切。他们个人的安危荣辱,首先取决于城邦的命运。当城邦灭亡时,首要的受害者是他们,奴隶依然做奴隶,外邦人依然是外邦人,他们却失去了公民特权。失去了城邦,他们就沦为奴隶或外邦人,有时还遭到集体居杀。城邦强盛,首先得益的也是他们。如果它安全,就一切都安全;而如果它被毁坏,就一切都被毁坏了。”

古希腊的城邦观念产生了公民对城邦的高度忠诚和强烈的爱国主义,但也往往侵犯了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公民观念是古希腊政治文化的基本观念之一,是西方政治文化中的公民观念的最初形态。但是古代希腊人的公民观念没有现代政治关于人的基本权利的观念,只是就公民资格和身份而言的。在今天看来,这种公民权就是一种参政、议政和制定政策的特权,是以排斥其他人甚至以对他人的奴役为前提。

因此,古希腊的公民观念,最基本的是公民对自己政治角色的认同和城邦政治体系对此的肯定。公民作为一种政治身份,是古希腊城邦政治结构之中的必然产物和本质特征。简单地说,公民是古希腊城邦的核心要素,没有公民也就不会有古希腊城邦,古希腊城邦实为公民之城邦。如果说城邦观念是对由公民形成的共同体本质的理解,那么公民观念,主要是公民对自己在城邦中的身份和政治角色及由此而来的权利义务的认知,对他们与公民团体之间关系的看法以及他们的政治价值取向的理解。

古希腊城邦本质上是一个政治社会,是公民的自治团体,是公民在共同法律下分享共同生活和权利义务的政治体系。因此,公民是有城邦身份的人。按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也是大多数希腊人的看法),不属于城邦的人在一定意义上不具有人格。君主制下的臣民也属于国家,但因为国家属于君主,所以他们归根结底是君主的臣仆。民主制或共和制下的奴隶存在于城邦之外,因为他们不是城邦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没有政治资格。

而公民所归属的国家是公民共同体,他们是共同体的成员而不是任何个人的臣仆。所以,希腊公民只是城邦居民中一种特殊的身份团体。一般说来,在古希腊城邦公民政治中,同一城邦的公民不存在政治资格上的差异,公民权利的不同出现在不同城邦之间,这映现了不同城邦的政体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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